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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尴尬时代》:一座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动物园

来源:文艺报 | 王辉城  2019年03月15日08:15

最近几年,“丧文化”俨然成为一门互联网显学。 一张“葛优躺”的照片,一句马男波杰克的“毒鸡汤”金句,一个舶来词汇“佛系青年”,目之所及,皆呈现出刷屏、狂欢的态势。“第一批‘90后’已经……”的万能句式,被自媒体们任意组装、拼接出无数令人惊骇与恐慌的情绪。进而,焦虑成为一门人人争抢的流量生意。于是,一个荒谬与讽刺的场面便出现了,通过售卖“丧”情绪与标签,自媒体们是赚得锅满瓢满、大发其财。

在微博简介里,慢三给自己的定位是“‘致郁系’领军人物”。翻开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尴尬时代》,我们似乎走进一个“忧郁大观园”,上班不开心的职员、落魄的文学中年、焦虑的全职妈妈、深陷迫害症的咖啡店老板……可以说,慢三敏锐、精准地捕捉到底层到中产的焦虑与不安。在他的笔下,日常是无聊的,生活是荒诞的,人生被巨大的戏剧冲突所支配。人们既无诗意,又缺远方。迷茫而忙乱,好似茫茫荒野上的旅客,既不知在哪里停靠,亦不知走向何方。人们延宕在时代的夹缝里,拼命地做着布朗运动。

自卡夫卡石破天惊的《变形记》起,写作者把笔下的人物异化成动物,已经成为短篇小说创作中最为强劲的传统之一。显然,慢三的短篇写作应该归类于此。在《尴尬时代》有将近一半的篇目,人物被慢三处理成动物或与动物相关的意象。尽管每个人异化的原因各有不同,但我们不难看出慢三的某些倾向与焦虑。人类异化成动物,不妨理解成文明的退化。人性的美好与高贵业已沦丧,似乎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动物园。

慢三笔下的人物,大多都是失落而疲惫的中青年。他们或从小地方走到大城市,或从事着不那么体面的工作。家庭、孩子、事业,每一样都像是座座大山压在身上,每个人都负重行走。在《猴变》一文里,慢三以深沉而略带戏谑的笔触给我们讲了一个家庭悲剧。矛盾重重的母子关系、婆媳之间的暗战、异变成猴子的儿子、过分溺爱“猴子”而变得神经质的妻子,所有的悲剧元素都压在丈夫身上,生活变得支离破碎,不堪忍受。丈夫为了妻子回归“正常”,决定铤而走险,毒死“猴子”。没有想到,最后却弄巧成拙,毒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。“我弄丢了自己的儿子,我离开了自己的母亲,我毒死了自己的妻子。我犯下的罪三生三世也偿不完”,当丈夫要杀“猴”泄愤时,“猴子”却突然叫他“爸爸”,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。

是的,在慢三的小说里,生活很容易崩溃,或总是处于崩溃的边缘。《外遇》一文中,两个青年时期的好友,面临着外遇对象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尴尬。在《苏州谍影》中,慢三则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极度不信任。青年毛飞年轻时曾以贩卖个人信息为生,故而产生了严重的迫害症与疑心病,最终妻离子散。小说的结尾极为讽刺,毛飞与身在韩国的房东见面,赫然发现他是一名中国人,并无从事间谍活动的可能。然而,毛飞并没有从疑心病里解脱出来,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日本人,“他开始怪叫着,没命似的跑了起来”。日常生活里的“谍影”仍然存在。毛飞所面临的困境,与其说是时代的通病,不如说是时代的恶意。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,固然方便了生活与提高效率,但同时我们亦无法保护自己的隐私。每个人都将成为数据与信息,被互联网企业贪得无厌地索求与贩卖。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,成为“大数据”的一部分,进而成为生意。可我们能拒绝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也许,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尴尬。

反讽是理解慢三小说的关键。他用戏谑的笔触,向我们呈现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境。《巨蟹男》是我极为喜欢的一则短篇,曾是文艺青年的企业家,惨遭劫匪绑架。岂料,绑匪亦曾是一位文艺青年。于是,两位同好聊起文学、诗歌与星座。无疑,这是一出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。“我们那代人几乎全跟文学较过劲儿”,企业家也好,劫匪也罢,作为理想而存在的文学,早就消散在风中。在小说的结尾,劫匪同伙伴们“将我的尸体大卸八块”。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面,似乎向我们宣告着文学中的崇高与诗意的消逝。

在自序里,慢三非常坦诚地透露自己参与过商业喜剧剧本的创作。尽管剧本最终没有投拍,但“这次写作无疑刺激了我”。他完成了自己小说观念的革新,剧本创作“讲究有规律的格式、有效率的方法以及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,它要求我变得职业一点,放弃了那些随意的、小聪明的、自以为洒脱的写作陋习”。进而,“故事虽然通俗,也有不可比拟的价值”。话虽如此,但这话却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。我倒不是轻视或漠视故事的价值,而是小说一旦有了“某些不容含糊的准确性”,必然会丧失模糊性与可能性。因此,《尴尬时代》里的部分小说,情节过于规律、精巧和准确,让人稍觉遗憾。它们所呈现的世界,本可更为广阔,力量本可更为充沛。

不管怎么说,我喜欢慢三的小说。它们快速而精准,戏谑而荒诞,具有新媒体时代写作应有的特色。他所呈现的困惑,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困境;所提出的问题,是每个人(尤其是写作者)都应当去深思,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